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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近代欧洲耶稣会汉学的重要代表，比利时学者斯坦达特（Nicolas Standaart，生于1959年）多年来致力于研究17、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特别是传教知识的历史和宗教文本的跨语境传播。他的新书《历史文本的跨文化交织：中国古代历史及其欧洲著作》进一步延伸了这一研究传统，关注历史文本在跨文化互动中如何被改写，不再局限于“科学”或“宗教”的传播，而是历史叙事本身的再创造。大约20年前，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吴立伟写了《当诺亚方舟发现伏羲神农》，还翻译了《耶稣会神父傅盛泽传》。这两本书精辟地解答了欧洲小姐运用中国经典的复杂问题。建构一部中国古代史。在这部新作中，钟明丹试图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问题是：早期欧洲知识分子利用中国经典重建中国古代历史时，是在翻译、解释还是创造新的历史创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必须同时面对两种文学传统。一类是结构严谨的明清江鉴体史书，如《通鉴书》、《资治通鉴纲目》等。其他人是在欧洲使用中国史料的人，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的作品通过拉丁语、葡萄牙语、法语和其他语言在西方世界流通。钟明旦的兴趣不在于任何特定的古典文本，而在于重建一条“文本谱系链”，以解释中国历史记录中的延续、删除和风格继承如何成为欧洲历史记录的重要前提。重建中国古代历史。钟明旦首先写了一部欧洲传教士的历史。尽管他无意讨论他们如何理解中国，但他首先回到了他们所借鉴的中国资料，提到了自宋朝以来，尤其是明末清初流行的“康健”历史书写体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宽松的体系，为欧洲人提供了“娱乐”的历史模式。本书重点介绍简史、概要和书评分析。这些文本具有清晰的因果结构和道德评价，使得它们不仅易于翻译，而且易于融入现有的欧洲历史话语。在接下来的方面，钟明旦选择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案件，名为“九皇四子”。在中国古代历史叙事中，九皇子的故事处于暧昧之中。我们处于神话与正典之间的舞台，其形象在各种经典中不断被改写和协调。面对这些充满“神秘元素”的文字，传教士并没有机械地翻译它们，而是通过选择和补偿赋予它们新的意义。因此，它既不是简单的翻译，也不是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强行基督教化，而是基于文本转换和文化理解的再创造。传教士借助满汉史学以及欧洲学术传统，改写了他们所理解并想要呈现给欧洲读者的“古代中国”。 《如何编织跨文化历史文献》 作者：（比利时）钟明丹 译：陈艳蓉 版本：第一部 海人人民出版社 2025年2月 九皇四子 为介绍东西方的历史认识，钟明丹自主选取了《九皇四子》的故事以《九皇》为核心案例分析。这个故事不仅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篇章，也是中国耶稣会士争论的焦点。对于希望通过文化接触推进传教事业的欧洲人来说，古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是一系列可以与《圣经》相互参照的古代世界故事。传教士们想向中国人证明摩西五经与中国古代文本是一致的。然而，对于如何“将摩西五经”带入中国，传教士们并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一书的作者维吉尔·皮诺认为，所谓“北京学派”（又称“历史主义学派”）认为中国历史可以与古代犹太教—基督教的时间线相一致。相比之下，“广州学派”（历史上又称“苏隐学派”）则试图寻找历史主义的痕迹。中国古代经典中的人类祖先和救世主。在这种差异之下，九皇子的“四子”也算是天然的试验场了。它不仅涉及皇室血统，还涉及奇迹怀孕和祖先崇拜。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的开始的故事”，而且具有可以与《圣经》历史相媲美的“类型结构”。事实上，这为传教士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也揭示了他们面对中国古代历史的不同宗教策略。在《史记·五帝列传》中，九皇是神话与历史交汇的皇帝。他和他的两个妃子育有两个儿子，长子智和被推举为皇帝的方询（后来的姚）。姚氏的诞生具有非凡的意义。许多经典都说他的母亲怀孕14个月，梦见一条大红龙降临。时间在早期的皇室故事中，他的“异常出生”常常象征着命运和合法性。然而，九皇子后裔并没有就此止步。 《殷书》云：“殷齐有卫氏之女，其母为建帝，为皇次妃。三人沐浴时，见黑鸟落卵，建帝取之，吞之，生齐。” 《周本姬》曰：“周后姬，其名已废，名启。其母有一女，名姜元。姜元是元皇帝的妃子。姜元出来，一见巨人，兴奋地抚摸巨人，身子一动，如怀孕一般。”而且这个孩子是在昊帝死后十个月才出生的。就这样，九皇子的“四子”就形成了一个涵盖神话、民族、王朝正统的伟大血统。九皇子四个儿子中，只有智是按照自然法则诞生，但他暂时失去了力量。相反，瑶族“奇迹般地受孕”，齐族和后稷族被认为是商周族的祖先，分别成为三皇五帝和中央民族三代的祖先。 《史记》中的记载很可能是对《诗经》、《列祖》、《宫廷》等相关著作中重要信息的截取和发展，但并没有像《诗经》那样强调神的作用。在分析这个问题时，钟明旦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传教叙事，而是深入研究了中国评论传统。他对这种“受孕产子”的概念解释如下： 描述为：“生无父非人”、“生无父非人”、“生无父非人”——郑玄、王充、孔颖达、朱熹的观点cted 进行分析。这些故事直到20世纪仍然是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文一塔曾专门撰文《蒋元禄个人踪迹调查》。温伊塔将意外怀孕和分娩的奇迹形容为“修行时期人与野生动物的融合”，但也有人认为这可能指的是古代祈求生育的神奇祈祷舞蹈。这种导致伟大奇特人物诞生的“奇观”故事，在中国古代史书中屡见不鲜，类似的事情在各大文明古国中也能找到。然而，正是这种“多重解释性”，让中国耶稣会士看到了将中国古代历史与《圣经》历史叙事联系起来的可能性。如果这些诞生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神奇预言，就符合“普遍历史”的建构逻辑。对于北大来说，这些历史理论可以简化为按时间顺序和王朝的流动。对于广州学派来说，它们甚至可能预示着一种弥赛亚模式，象征着“由上帝意志而生”的君主制的合法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九皇子的四个儿子是一条共同的分界线，可以容纳不同的文明解释。将帝王与尧、舜、禹、唐、商追溯到共同的祖先黄帝，与中世纪广泛流传的“也色根”形象传统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根据圣经和先知以赛亚的说法，“耶西的树干会长出一根细枝，根部会长出一根嫩芽”，上帝最终将在这根树枝上诞生。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耶稣被认为是大卫家族的后裔。在中世纪的图像中，它经常被描绘成“耶塞树”。杰西通常躺在或坐在画的底部，一棵大树上有树枝和树叶从他的身体里生长出来。大卫、所罗门和其他祖先、先知和神圣家族的成员按顺序排列在树枝上。树顶通常代表圣母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象征着救赎的实现。荷兰画家赫尔特根·托特·辛特·扬斯的作品《杰西之树》（局部）是《杰西的根源》预言的视觉表现。重构时代与世界的“互学” 钟明旦认为，历史文献是相互排斥的。他指出，这是互动的结果。互动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接触，史学则基于另一种文化现有的历史基础。这些对话者通常使用最方便、最容易获得的材料来了解文化，例如，写《中国通史》的冯秉正就使用了满文版的《玉鼎通鉴纲目》。流行于明末，也是最早翻译成满文的历史文献。自明代以来迅速繁荣的历史小说，往往强调以权威的历史文献为基础。很多历史小说在出版时都强调自己是“战争小说”。当然，传教士迷恋中国最古老的文献，尤其是《书经》、《宋书》和《易经》。他们说，在古代，人类共同历史的痕迹当然可以在经典中找到。约瑟夫·德·普雷马尔（Joseph de Prémar，1666-1736）着有《中国古代书籍中天主教教义问答的痕迹》。约阿希姆·布韦（Joachim Bouvet，1656-1730）与让·弗朗索瓦·富凯（Jean-Françoise Fouquet，1665-1741）更是相爱，创立了中国古代史崇隐学派。他的很多解释简直比所谓的“贵阳版”或“石头故事”更好。例如，白晋人认为祖先是后稷。或周人的，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他是“受孕而生”。此外，作为农业的祖先，后稷人在种植粮食和酿酒方面很有天赋，相当于天主教弥撒仪式中使用的面包和酒。作为周人的远古祖先，后稷和他的母亲成为圣子和圣母的对应者。蒋媛是整个周氏家族的第一位母亲，而周朝是三代最后一个王朝，这使她成为了所有中国人的母亲。这就是传统诠释学所说的：“通过孕育生命，即通过成为生命的创造者，她成为众生之母。”在白金看来，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神秘、神圣的元素。自圣父时代以来，特别是中国古代经典中的神秘解释方法。他将其应用到他解释了《易经》，并相信他的神学训练给了他“中国人没有的洞察力”。例如，《黑鸟带来生意》中的黑鸟被理解为圣经中嘴里叼着橄榄枝的鸽子，或者耶稣在约旦河受洗时使用的鸽子。傅盛泽是“中国伪史论”大师。他认为，中国真正可验证、可靠的历史是从公元前424年周威烈王即位开始的。在此之前存在的所有中国经典都源于诺亚方舟中保存并从亚当继承的“神圣奥秘”，随后被中国人纳入自己的历史。傅盛泽的观点和态度引起了很大争议。他们不仅是学术上不可能的实体，而且直接威胁到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最终，布泽泽被耶稣会召唤到罗马并离开了耶稣会，但仍然建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平心而论，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很好的语言天赋和学习能力。他不仅可以运用广为流传的通鉴文本，还可以追溯历代原始的礼仪和注释。事实上，它们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中。然而，他们在引用它们作为证据时，很大程度上剥离了它们原来的语境，并根据自己的神学思考和理解，将这些文本片段缝合在一起，并与新的语境相结合。那么，欧洲历史对中国明清时期影响大吗？您是否也感到惊讶，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是多么自豪，在这片广阔大陆的另一边，如此多的种族和民族的人民创造了伟大而壮丽的历史？显然不是。当时中国已有图书馆，藏有欧洲图书8000册。经典，尤其是金泥阁。然而，当时的中国学者和官员似乎没有一个懂得足够的欧洲语言来阅读这些文献。然而，利玛窦的地图引起了一些人的兴趣。与利玛窦相关的最古老的可见世界地图是“完整的山脉、海洋和地理位置地图”。 《三才图会》所抄的《山海全图》，虽然没有画出精确的经纬线，但注释中仍写有“地球经纬度的横、竖界限及其他方向的度数”和“地图横竖各36个方向，每个方格各有10度”等字样。然而，这些地图并没有影响中国对世界的认知。直到19世纪末，当欧洲人以其他形式重新与中国接触时，中国的史学和整个知识体系才不得不发生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拯救国家的挑战。 “完整的山脉、海洋和地理地图。”然而，从西方引进的制度化的宗教体系和创世论也启发了一些中国学者和官员。为此，一些人不仅坚持“西方知识的中国来源”，还借鉴天主教神学体系构建中国的创世论。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是明末的王启元。王启元的《清疏经坛》可以说是最早捍卫儒教宗教性的著作之一，其灵感无疑来自于天主教的历史视角。在他所建立的体系中，圣道来自于天地，神与天是“一身二名”。神是永恒不变的，日月循环，季节更替，从而使万物繁盛无限。上帝赐予伏羲河图和洛书，然后赐予袍羲师父观察天象和地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奥秘就传到了孔子的手中。因此，在王其元的建构中，孔子不再是“圣人”，而是“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比上帝还崇高的东西，之所以被立为宗教，是因为它融合了天地之大辉，能够永存。他们崇敬如天地，黑暗如鬼神，尊贵如帝王，智慧如圣人，但不能轻易称为神。”孔子不仅是神，而且是儒家思想的“领袖”。然而，这位领袖将权力让给了皇帝，皇帝对“肃王”的地位感到满意。尤其是《清疏经坛》卷十、《圣宗原法》和《森泽根与私信》卷十一分析道教传承，早期基督教传教史上最重要的“使徒世系”多为汉人、儒家，甚至构建“上帝、皇帝、孔子”的伪三位一体模型。甚至可以说，王其元的清代经典或许是明末“中国天主教化”的重要典范。是否有可能相互了解异国文明的历史？是吗？历史本身就是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发展演变的产物。对历史的解释和运用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个国家或文化区域留下深刻的印记。从古希腊的“人居”观念到中国古代的《山海经》，人们对宇宙世界的认识都有不同程度的记录。由于全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不同文化对“物质”世界的基本理解存在相当大的一致性。古希腊人认为地球是一个圆球体，而古代中国人则认为天地是圆的。还没轮到。从季节划分和基本农业生产安排来看，欧洲和亚洲“旧世界”两端的文明之间仍然存在显着的相似性。然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存在显着差异。这种时间认知的差异，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和感知上。拉丁西方对历史的理解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类型：“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所谓“线性时间”是以基督教救赎史为代表的。世界历史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起点是神的创造，终点是最后的审判。整个故事从这个起点一直延续到终点。同时，“循环时间”也是希腊和罗马古典史学的遗产。帝国和个人一样，也有童年、青春期、壮年和老年时期，这些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最终下降。利玛窦雕像。文艺复兴以来，随着“中世纪”概念的诞生和随后宗教改革的出现，欧洲知识社会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和多米尼加传教士从中国带来的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对现有历史认识框架的直接挑战。在洪水之前，人类似乎具有更加复杂的多样性，尽管这些故事没有完全记录在圣经中，但人类在古代文明中继续成长，而这些文明的存在以前只是模糊地为人所知。在当时的欧洲，古物和年代学的研究逐渐发展出新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成为当前历史研究基本方法的雏形和基础。我们必须理解欧洲历史的主要框架这一天主要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并因宗教改革而得到强化。甚至可以说，在启蒙时期终于基本完善了。虽然专家们常常将19世纪视为“历史世纪”，但这个世纪也被认为是“历史世纪”，或者生物学世纪、“物理学世纪”和“化学世纪”。如果你想找到中欧史书的相似之处，历史书体裁和文本传统是一个很好的起点。按照刘知几在《史通》中的分类，以《左氏春秋》为代表的年代风格和以《史记》为代表的传记风格是两个部分同样，在欧洲，史书的主流是编年史，而传记的主流是圣人的传记和帝王的传记。在钟明旦看来，当时的欧洲和中国都处于历史全面发展的阶段。耶稣会士的作品成为他们之间的桥梁。如果我们继续按照钟明旦的思路“写”，就能更好地探讨世纪末以来欧洲学者如何继续建构“中国古代史”。如果我们能将其延伸到启蒙运动后中国与欧洲史学的互动，或者现代民族国家史学的出现，这种“交集”的历时性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我们的讨论不应该局限于“如何解读中国”，而可以更多地关注“文本如何通过他人之手构成历史”。历史理解的跨文化实现不是通过简单的对应或翻译来实现的，而是通过书面形式、时间概念和文化中介的相互作用来实现。事实证明，异国文明的故事是可以相互理解的，但这种理解却无法相互理解。取决于方法论的兼容性、文本形式的可比性以及跨文化交流中桥梁的作用，而不是取决于事件、表面时代或时代的直接对应。为此，我们必须继承当时耶稣会的精神和努力，更好地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文明互鉴。撰稿/编辑：孙宁/校对：李永波/薛景宁